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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来杀虎口与归绥相关问题探究
发布者:编辑研究部   发布日期:2018-01-08   阅读次数:174494
  

 

王泽民    李海林

摘要:清代以来,伴随杀虎口与归绥地区行政建制的逐步完善,交通体系、经济贸易体系、社会文化体系形成了特殊的系统,出现了以北方草原文化为基础并融入内地农耕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多元并存的格局,具有丰富的包容性和鲜明的民族个性,它是历经北方各民族的传承积蓄和不断创造而形成的特色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研究清代以来杀虎口与归绥相关问题,对于探讨清代北方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清代;杀虎口;归化城;绥远城

目前关于清代以来杀虎口与归绥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大多数研究都是孤立地将杀虎口与归绥相关问题视为“走西口”的一部分,并以“西口文化”的观点加以解读和论述,其实这一阐释模式明显存在不足。清代以来,杀虎口与归绥地区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有政治一体性作保障,有官方贸易作引导,与走西口群体有着伴生关系,应该加以综合考虑。1.清代的一种政治格局始终将杀虎口与归绥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行政上有隶属关系,经济贸易上也往来一致,这对于杀虎口与归绥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杀虎口与归化城作为清政府开设的重要税关,具有显赫的财政和贸易地位。杀虎口税务监督、右卫建威将军、绥远城将军以及归化城副都统、杀虎口驿站垦务局对于开发杀虎口与归绥经济文化资源发挥了重要的督导作用。3.杀虎口与归绥在交通体系上的完善,也促成了这一区域经济文化的往来与传播,尤其到了清中期以后,官方贸易逐渐让位于民间贸易,归绥凭借地理位置的优越,商业贸易很快有了较大发展。

杀虎口与归绥地区,自古以来这里是多民族聚居区,中原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在这里互相争夺的同时,也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清朝初年,这里的政治并不稳定。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仍施行卫所制,顺治七年(1650年),裁玉林卫并入大同右卫,改称右玉林卫。并在杀虎口设置协标,由副将统领绿营官兵驻守。大同镇驻扎大同府,统辖杀虎口一协,大同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杀虎口一协、新平路等营。杀虎口除设守备衙门、都司衙门外,还设有协政衙门,为副将衙署,直接受辖于大同总兵。同时,清廷又特设监督杀虎口税务机构,钦派户部、总管内务府司员监管关税征收事宜。

康熙三十年(1691年),山西巡抚叶疏称,大同隍为邻边重地,而重地之中唯杀虎口称为最要,令调宁武副将一员移驻杀虎口,设中军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二员,同时抽调偏关营千总一员,宁武营把总二员,改充杀虎口协助千总把总,兵力增加到5000名,分马兵二营,步兵八营。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将步兵800名改为马兵。为了防范西部准噶尔蒙古进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从北京等地抽调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兵丁移驻右卫,增设满汉官兵,其中章京二员,笔贴式二员,披甲40名,协助原绿营兵巡防镇守。设置建威将军、副都统等员管带,成为当时全国八旗驻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随着清朝对准噶尔用兵形势和西北八旗防务体系的变化,右卫驻防八旗的编制也在发生变化。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康熙皇帝亲自率大军征讨厄鲁特部落葛尔丹。为保证西征路线畅通,清政府在长城沿线设三十营为京师之屏障,而杀虎口协镇是三十营的重中之重,派右卫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把守。在这次西征中,费扬古和大同总兵康调元、杀虎口协镇王元会统率西路军满汉官兵数万人出杀虎口,在昭莫多重创葛尔丹军。平叛得胜后,康熙凯旋而归,过杀虎口经张家口,班师回京。

“兵部题抚远大将军和硕裕亲王福全等奏:杀虎口密迩归化城,请拨大同绿旗兵前往,以听调遣,应如所请。于大同镇标遣马兵六百,步兵内或藤牌、或火器一千四百,令参将、游击等率之,于七月初十日内至杀虎口。”[1]卷147:620

“议政王大臣等遵旨议覆:归化城宜留兵防守,和硕康亲王杰书军不必令赴大军,应遣人迎回归化城。其外藩兵应调其半至康亲王所,归化城兵亦檄知少詹事厄尔塞令其预备。又前所拨宣府镇标兵一千并藤牌手一百,候调遣者,令许盛率之。大同兵二千备杀虎口者令鲍敬率之,俱着速赴归化城康亲王军前。从之。”[1]卷147:627-628

“谕大学士阿兰泰、尚书马齐:今岁归化城一带,田谷既收价亦甚贱,俟到归化城,扈从人员应支十日口粮,可折价给发,令彼自买。其归化城所贮之米,原以预备师行,令存留此米,如右卫兵或有调遣以之给散,其张家口至归化城增设腰站俱彻去,将兵部马直抵杀虎口安设。”[1]卷177:905

“丙寅。谕军机大臣等皂保奏:吉林官兵请借饷银,并动支归绥道属存储米石,请饬催安住等起程各摺片。……前据李云麟奏称归绥道所属地方,有预备蒙古兵应用小米四千石,可将此项分给口内各路征兵,每名一石装载西行。现在口内官兵分起前进,不日即到杀虎口。着德勒克多尔济、福兴、赵长龄赶紧将所需饷干,及驼只与米石各项备齐,以便临时发给,无误军行。其需用款项,即着赵长龄将晋省欠解部拨北路军饷银五万两尽数解往归绥,以济急需。”[2]卷184:309

“先是上以西北有警,命户部尚书马齐、兵部尚书索诺和往勘归化城驻兵之地。至是马齐等疏言:臣等查勘右卫与归化城相近,应移右卫居民出城外令住郭内,城中盖造房屋可以驻兵。杀虎口外迤北五十里,东西五十里内,所有熟荒地亩,近者给兵,远者给大臣官员。归化城小,地荒田卤,难以耕种。”[1]卷157:733-734

右卫有明代修筑的旧城,并且靠近归化城,适宜驻兵。其往驻时,拨每佐领护军三名、骁骑三名、汉军火器营兵一千驻扎,统以将军一员。每翼护军统领各一员,满洲副都统各一员,汉军副都统各一员。每旗协领各一员、佐领各七员、防御各七员、骁骑校各七员,其协领以实授参领遣往。护军每旗以实授护军参领各四员、护军校各七员、汉军一千名,以每翼协领各一员、每旗佐领各二员、防御各二员、骁骑校各二员。每佐领,拨拨什库六名,护军拨什库、骁骑仍照京城例,给以钱粮,驻兵既发之后,按缺补足。其喀尔喀、阿尔萨、阑戴青等人丁,三丁合披一甲,可得甲九百六十五名,以五十名为一佐领,编成十九佐领。蒿齐忒郡王达尔玛吉里迪旗下人丁,亦以三丁合披一甲,可得甲一百五十四名,编为三佐领,所余人丁作为附丁,选择才干善于约束之台吉头目,授以佐领、骁骑校,附归化城土默特两旗,在归化城四围游牧。再发绿旗马兵一千、步军二千驻扎,设总兵官一员,标下立为五营。如有事当行此新设总兵官,及宣大两镇标下官兵,俱听将军调遣,将军以下大小官员口粮及马之草料,一概停给。以口外五十里以内荒地给之,自力开垦。

起初,右卫城内所有民房,俱给价购买,安插官兵。后来感觉此举不妥,城内居民,若令移于郭外,必致困苦,可勿令迁移照常居住,若造官兵房屋城内难容,即于城外建造。此满兵有事即行,不必授田,大臣官员宜给与口粮,马给草料,务使势力有余。至于绿旗官兵遇调用,则宣大绿旗兵在近调发甚便,停其添设。其缺以满洲官兵增驻,所发护军之缺,应即补充骁骑、火器营兵之缺,应行停止官兵住房,宜拨往驻大臣官员监修。

不过,在增设绿旗官兵时,停止每佐领增发护军三名、骁骑一名,每佐领兵共十名。其护军,每旗发实授护军参领七员,内以一员为夸兰大,设护军校十四员以领之,驻兵既拨之后,其护军之缺补足,骁骑、火器营兵之缺,不必补足,城内居民不必迁移。官兵住房拨工部堂官一员,驻防大臣内每翼一员,及每旗护军参领等各一员监造。官员口粮照例给发马匹草料,夏秋停给,令其牧放。其口粮草料,一半折给,一半本色,将大同府应征地丁银,改征本色,以给官兵。得旨每佐领减去护军一名、骁骑一名。随授都统希福为建威将军、噶尔玛为左翼护军统领、四格为右翼护军统领、方额为左翼副都统、马锡为右翼副都统、张素义为左翼汉军副都统、吴兴祚为右翼汉军副都统,令驻右卫。

雍正三年(1725年)于右玉林卫置朔平府,改右玉、左云、平鲁三卫为县,正式纳入地方建制体系。平定三藩之乱时,由于“宣府、大同俱系要地,应设兵防守”。分别调边外察哈尔等部旗军骁骑,“令左翼由张家口入驻宣府,右翼由杀虎口入驻大同,授都统毕力克图为平逆将军,率盛京兵六百赴大同,总统两翼军,每翼不拘满洲、蒙古,各选贤能参领以行”[3]卷13,可见杀虎口的兵防交通地位之重要。

“雍正三年,准晋抚诺珉条议,升右玉林卫为朔平府,设右玉县附郭。改左云川卫为左云县。改平鲁卫为平鲁县,割朔州马邑来属,共一州四县,俱隶朔平府。复於直北口外归化城土默川地设理事同知、协理理事同知各一员,亦归朔平府统辖。”[4]58

雍正七年(1729年),增设外委千总二员,外委把总四员。雍正九年(1731年),增设马兵二百四十二名,步兵三百六十二名,连旧额共计马步兵一千六百名,改中军守备为中军都司,此外还设有营防汛三铺,即三边桥铺、窑子湾铺、井儿沟铺,每铺设兵五名,营房十间。乾隆二年(1735年),建威将军从右卫移驻绥远城,不久改称绥远城将军。在右卫仅留副都统管带兵丁,归绥远城将军管辖。

“乾隆九年(1744年),绥远城建威将军兼管右卫补熙奏密陈查阅右卫八旗营伍情形,请将归化绥远二城副都统互调折:……奴才于本年二月内照例亲往右卫考验官兵技艺,查阅军火器械,其弓箭、枪刀、盔甲、旗帜、帐房,虽件数俱全,均非坚利鲜明之物。容奴才分别办理,另行请旨,务期整齐外,其进步连环鸟枪、马匹、驼只尚属可观,至马步弓箭不但不能熟练,而令式去得者不过十之二三。至于所流恶习,虽不致日深一日,竟不能革面革心揆厥所由,盖因副都统六格包云不能振刷。奴才虽耳提面命,殚竭愚诚整顿洗刷,未免驻扎两地,始终阳奉阴违……绥远城与右卫虽不满三百里之隔,实有口内口外之分,一切隐弊奴才见闻有所不及,终不若该管副都统之朝暮相处,声息时闻,为之亲切……”[5]395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后,杀虎口与归化城成为内地与漠南漠北地区通商贸易的两大口岸,属清代户部重要榷关之列,其财政和贸易地位显赫。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裁撤副都统,改设城守尉。从此,右卫驻防八旗建制降到最低一级八旗驻防之列,成为定制,仍归绥远城将军管辖。杀虎口与归化城的税率,在乾隆时较低,百分抽一,以后逐渐提高,到光绪年间已达三十税一,每价银一两征税银三分。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起,“烧酒每斤征制钱三文;每水烟一斤,征制钱十文;旱烟一斤,征制钱五文”[6]卷7。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又将征收范围扩大,增加了麦、面、盐、碱、茶、铜、铁、锡、糖等征税项目,并对在归绥城内出售各种牲畜课征牲畜杂税,税额为每市钱一千,课征十文,如成交羊在300只以上者,按银价每两征收钱26文。

清代以来,杀虎口与归绥的交通体系是在明代道路建设基础上完成的,尤其是在明代隆庆议和以后为完善这里的交通系统奠定了基石。杀虎口与归绥,经山西商人开拓,商品交流盛况空前,成为“丝绸之路”衰落后另一条中国陆上连接欧亚的重要商路,因对欧洲贸易是以茶叶为主,故被称为“茶叶之路”。山西商人贩来茶叶、丝绸、土布、瓷器、手工艺品以及本省的铜铁制品、米谷、烟叶、酿造品等,他们以归化、包头、张家口、多伦、经棚、海拉尔等沿边城镇为基地,沿着古驿站、古盐道开辟了纵贯大漠南北的多条商路,穿越大草原,北上可远涉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恰克图;西行可达乌鲁木齐等地。近者几百里,远者数千里,往返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以上,长期从事长途贩运。他们经过大同后,分为两路:一路经张家口抵归化城,越过阴山北麓向北行,穿越大漠瀚海,进入漠北地区的库伦(乌兰巴托)和恰克图;一路过杀虎口抵归化城,向西北穿越乌兰布和、巴丹吉林大沙漠,经居延西折,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出玉门关,走向新疆北部和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到清代后期,输出货物多取道归绥北上分东路、中路、西路,经杀虎口到达库伦等地。

从杀虎口“吉盛堂”发展成为称雄归绥的巨商“大盛魁”,二百余年频繁往来于草原与内地之间,杀虎口与归绥作为连接草原和内地的纽带,自然成为晋商旅蒙的主要渠道。有清一代长达三百年之久,土默特地区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农耕民族之间,经过长期互通有无贸易往来,带动了游牧地区经济、文化、交通等诸方面的发展和变化。

由于杀虎口与归绥在历史上的特殊地理位置,这里的商贸业特别兴隆,南来北往的客商从四方云集而来。城内店铺林立,钱庄当铺,酒肆茶楼,字号摊点,鳞次栉比。百货、杂货、副食糕点、钱行当铺、医药卫生、酒楼饭庄等应有尽有。除此而外,还有油、酒、缸房、银炉、木器、皮毛、米面加工等手工业作坊。另外,还有点心铺、稍麦铺、肉铺以及小商小贩,铜铁泥木各种匠人,举不胜举。

“裕瑞奏:遵旨采办马匹因时变通一折。据称春令青黄不接之时,购马实难,库储支绌,马价亦难筹画,拟于官群内选马一千匹,由蒙古各旗捐马一千匹,再行移咨福兴等或买或捐采办一千匹,分起解京等语。……所短之马,着福兴、桂成赶办膘壮战马一千匹,无论或捐或买,总期迅速办理。至由归化城进杀虎口解交该营,自比张家口较为便捷。即着福兴等购办齐全时,自行验明解交吉林营总验收。”[2]530

“兵部议准绥远城建威将军补熙奏:杀虎口至归化城、八十家等四站,应付、驰送军机事件较之平时,多至数倍。前雍正九年,部议准在山西僻驿,调马四十匹协济,俟事竣日彻归本驿。但此四站方近地面,俱已开垦,并无牧放处所,冬春放青更难办理。今若尽行彻回,止留放青马匹,则日后难免误差,而此项调拨之马在此多年,于本处事件亦无贻误。请将协济马四十匹,仍留在八十家等四站应差。从之。”[7]卷153:1190

绥远城建威将军补熙等奏称,杀虎口至绥远城计程220里,深山旷野奸宄出入。请于大路设汛、拨36处,每处设马兵3名、步兵3名。照内地冲汛之例,挈眷久住巡防。自新店子至杀虎口40里,五松秃路至新店子30里,各设把总一员、马战兵30名、步战兵50名,分管汛拨7处。二十家子系适中地方,离杀虎口100里,去绥远城120里,至五松秃路30里,现有通判一员驻扎,设都司一员管辖千把应支钱粮,设千总一员、马战兵50名、步战兵130名,分管汛拨8处。沙尔沁至二十家子50里,大黑河至沙尔沁50里,去绥远城20里,各设把总一员、马战兵30名、步战兵50名,分管汛拨七处。共设都司一员、千总一员、把总4员、马兵170名、步兵330名。请将大同镇标四营,每营各抽马兵20名、步兵30名。杀虎口协标左右两营,各抽马兵45名,步兵150名拨往巡汛,宁武营属之八角营都司一员,新平路把总一员,得胜路千总一员,平鲁路属之威虎堡把总一员,东路营属之水峪口把总一员,偏关营属之楼沟堡把总一员,拨往新设塘汛,就近归杀虎协统辖。

“吏部议准,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疏请:酌定夷汉章程以重边圉各款。增设递马。查杀虎口至归化城,虽设有蒙古台站,止递都统往来文移。至七协理笔帖式紧要事件,尽属铺司传送,不免迟误,应照内地偏僻州县例,于归化城、和林格尔各设递马六匹,夫三名。”[7]卷166:104

“大学士鄂尔泰等议复:巡察归化、绥远二城太仆寺员外郎宝全条奏:大青山东西绵亘三百余里,其大山口共十三处:如乌里雅苏台、哈郎桂等处未设卡座,现杀虎口至绥远城,共设墩台三十七处派兵驻防,其新店子一带卡座七处实属无益,请移置各山口安设。”[7]卷225:903-904

“兵部议复:山西巡抚冯光熊奏称:山西省原设临汾等五十四驿、大同等十军站、宁武等十二边站、归化等五厅站、大朔宁保等七塘站,共额马三千五百零八匹。此外有节次添设之王胡、赵城、寿阳三驿。丰镇、宁远二厅驿,及杀虎口蒙古站、天镇县等处二十八塘站,俱于原设之临汾等驿内抽拨马匹安设,其钱粮仍在各本驿报销,是此驿支用,彼驿报销,恐辗转解领日久滋弊,请照现设名目逐一更正,各归各驿自行支销,应如所请。”[7]卷1400:799

“议政王大臣等议复,奉差安设口外五路驿站。内大臣阿尔迪疏言:喜峰口外设立十五站、古北口外六站、独石口外六站、张家口外八站、杀虎口外十二站。每站,安丁五十名,量给与马匹牛羊,应如所请。又该旗札萨克除公事外,不许擅动驿站。如有应动车辆,令众札萨克供应,照例给价得旨。此五路设立驿站之事,先于科尔沁、鄂尔多斯两路安设,即赏给买牲银两以副朕轸恤蒙古人丁之意,其余三路俟来年会议安设。”[1]卷155:714“巡察归化城太仆寺员外郎色楞奏:绥远城至杀虎口相距二百余里,旧设七站皆系蒙古员弁,请照内地盖造墩台,出派官兵看守。”[7]卷87:361

杀虎口驿路,是清政府设置的通往漠南蒙古西部乌拉特前、中、后三公旗和鄂尔多斯七旗的交通线。驿路的设置,不仅使清朝政府加强了对北方各族人民的有效控制,更主要的是内地汉族与北方各族人民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山西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走出杀虎口到归绥地区谋生,促进了归绥地区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等多种经济的发展。到晚清时期,已有很多来自杀虎口的山西汉族手工业者在归绥地区定居下来了,由于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他们居住的村落命名很有意思,如贾家营、郭家营、杨家窑、段家窑、代州营、忻州营、阳高村、崞县村等。这些村落名体现了移民人口对家乡的溯源,具有独特的历史继承特点。他们开设手工业作坊,从事皮革、酿造、粮食加工、副食品生产等,以经营字号名称命名的村落也不少,如巨字号、和顺店、五福盛、大兴昌等。

清代以来,杀虎口与归绥地区的民族贸易十分兴盛,内地的丝绸、布匹、茶叶和铁制农具源源不断地运往归绥市场,归绥地区丰富的农畜产品、药材等也不断输入内地,对于密切民族关系、缩小与内地的差距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清前期很长一段时期内杀虎口与归绥的商业贸易都以官方贸易的形式出现,由于地处边疆,民族成分复杂,贸易往来往往关系到王朝与民族间的政治关系,清政府对于这种贸易发展十分重视,为了保障市场的正常运行与民族间的团结,清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组织贸易往来,对货源供应、商品运输、经营管理都采取了措施,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区域的边疆贸易特征。这中间借助官道,绥远城将军、杀虎口税务监督、归化城副都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督导作用。

“凡商民在归化城换买耕驮、骒骟马匹,又准由杀虎口经过,定例本属两歧。现在查明,商民准往归化城换买马匹,其各省营驿及左右两翼购买骟马,进口时均照例纳税。官贩、民贩既系一体征收税课,自应酌改以昭画一。着照所议于户部例载:商民准往归化城换买耕驮、骒马外,添用官买骟马字样,俾马禁、税务两不相妨。”[8]卷45:801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二十日,杀虎口监督林景贤奏报将前任移交归化城等处木税银拨交大德恒等商号汇解赴京片提到:“再准前监督文照移交一年额征归化城、托克托城木税银四百四十六两,并由盈余项下拨补大青山木税银七千二百两,又四十七日摊征归、托二城木税银五十六两四钱,拨补大青山木税银九百四十两四,共库平银八千六百四十二两四钱,历系解交工部。兹裁改官制,经农工商部奏明札,归度支部管理,自应遵办。惟税课起运现银最为劳费,现既改章整顿,拟即试行汇兑。臣当将前款拨交归化城大德恒、大德通二商号汇解赴京交纳。除备具文批咨呈度支部,并分咨山西巡抚查照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5]366

清前期杀虎口与归绥地区的官方贸易主要为茶马贸易,贸易对象主要是外蒙乌兰巴托和俄罗斯恰克图,不仅贸易数量大,还进一步带动了民间贸易的发展。从市场发展角度来讲,茶马贸易最能体现归绥地区市场推进的过程。晚清时期,杀虎口与归绥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引起了蒙古族人民在生活、生产和风俗习惯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经营历史长达200余年的巨商大盛魁,号称“半个归化城”。传说它的资本超过2000万两白银,从业人员有1500多人,设有分庄小号20家,常年雇用各种工人达5000多人。除经营牲畜、皮毛等蒙古地区的特产外,“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不经营,形成了范围很广的经营网络。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设有很大的分庄,除经营购销业务外,还设有饲养驼马羊的牧场,在乌里雅苏台有骆驼3000峰,在科布多有骆驼5000多峰。在归化除总号外,还设有天顺泰绸布庄、德恒魁牲畜店、东盛昌发货店、裕盛厚钱庄、通盛远银号等。此外,还在山西祁县设有大盛川票号和三玉川茶庄,在张家口设有鸿盛久银号。每年运销砖茶上万箱、生烟2000多囤、绸缎4000多匹、洋布6000多匹、炒米3000多担、白酒3万多斤,各种木匣装的点心约10万斤。

大盛魁对外蒙贸易,不是依靠开设铺面,在柜台上做生意。而是依靠驼队,在各旗进行流动贸易。这些驼队,实际上成为它在外蒙的主要贸易机构。它的组织非常机动灵活,按实际需要来配备,不是固定不变的。大盛魁在将中原的茶叶、粮食、布匹等输入蒙古各地的同时,还把草原上的土特产品运到中原各地,从而为中原各地农耕、运输业提供大量畜力,为军事用途提供了畜力,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料。另外,大盛魁在走屯串营流动贸易时,还把中原的中草药和针炙等医药知识,带往缺医少药的蒙古草原,遇到蒙古人生病和牲畜疾疫时,用针炙、中药为牧民治疗一些常见病,为病畜提供医疗,这样不仅有利于人畜的健康保护,也加深了蒙汉民族间的感情沟通。大盛魁还将中原地区的书籍带到草原牧区,传播了中原文化。同时,大盛魁职员为便于与蒙古人做生意,必须不断学习蒙语和蒙古文字,通晓蒙古人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学习了与畜牧业有关的经验和技术,然后又带回内地交流,从而促进蒙、汉诸民族之间文化、经济交流发展。

“鄂山等奏:请敕山、陕两省购备驼只,并调拨宝、陕局钱文各等语。现在征调各路官兵并粮饷、军火、器械,皆由甘肃运送回疆,所需驼只,必须宽为豫备,且需用银两浩繁,以致钱价增昂。着福绵于杀虎口、归化城等处采买驼六千只。山西所买之驼或由驿站、或由边外草地行走,即着福绵酌量情形办理,所用价银由该二省核实造报。”[8]卷107:767-768

“谕内阁,福绵奏:分路购办驼只,拟由内地行走。前因军营需用驼只,令福绵于杀虎口、归化城等处如数购备,并酌由何地行走,迅速解送肃州应用。兹据奏:现届冬初,驼只分赴各路驮运商货,请于归化城一带及通省各府州县一体购觅,分派四处验收。以四百只为一运,由南北两路解入陕境等语。现当军需孔亟,此项驼只着即分投购备,由陕境解送前往。所需驼价准其循照乾隆年间成案,每只给银二十二两,务须一律膘壮。俟凑足一运,即作一运起解。并饬沿途妥为供支,无致疲瘦稽迟。”[8]卷108:792-793

商业的沟通从某种意义来说,其实就是文化的交流。商品的形式无论是以自然形态出现的物产、原料,还是赋予劳动价值和文化要素的人工产品,都会对交易的双方产生文化的影响。自然产品,可以丰富和改善人们的生活,同时也造成了生活习俗的变迁;人工产品,更是直接传递了不同文明的文化信息,不但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会在更深层次的领域对人们的理念、情感产生重要的作用。清前期杀虎口与归绥地区的文化交流,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主要的方面,是通过经济贸易来完成的。在对外贸易中,特别是茶叶贸易,旅蒙商人将商品的实用价值与文化价值紧密结合,发挥了沟通不同文化的中间人作用,这种作用是其他人无法取代的。

晋中曹氏三多堂大院收藏有大批珍贵的古玩玉器、名人字画。其中有来自于欧洲的三金(黄金、白金、乌金)火车头钟,[9]154重达4225千克,车头后部镶嵌一时钟,车顶装一自动报时的白金铃铛,中部装有自动预报天气阴晴变化的晴雨表。此外,还有气缸、烟囱。另外还装有6个乌金、白金制成的车轮,两条长约1.5米的乌金制火车轨道。上紧发条后,火车头会在轨道上有规律地来回开动,如同钟摆。如果在气缸中注入水,左侧烟囱中会冒出蒸汽,整点一到,铃铛自动摇响,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几点响几声,计时准确无误。1931年,此钟机关出了故障,再不能启动。有关此钟的来历,还有不同说法,但不论何种说法,此钟来自欧洲已成定论。

清代以来,从杀虎口大量涌入归绥地区的“走西口”移民,形成了当今呼和浩特地区的多民族人口共存及社会经济、文化和谐发展的格局。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流传于杀虎口归绥一带的传统剧目“二人台”“山曲儿”,就是经过数代蒙汉民间艺人创造,逐渐由坐腔发展到化妆表演的文化融合产物。例如《走西口》《四公主》《拉骆驼》《挂红灯》《五哥放羊》《打樱桃》《为朋友》《三百六十只黄羊》等。这种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地方小戏,生动体现了杀虎口与归绥地区蒙汉民族的民俗风情。随着蒙汉民族间的人们密切联系和交往,多种文化相互借鉴和影响,不同文化间的共同成分就会越来越多,最后逐渐形成了具有多民族文化特点的杀虎口归绥文化。

有清一代,杀虎口与归绥由于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始终将二者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政治格局对于区域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作用。杀虎口关税由钦差户部、总管内务府司员管理;杀虎口驻守绿营兵由山西巡抚和布政使管理;右卫驻防八旗兵,由建威将军及后来的绥远城将军管理。晚清时期,清廷为了防止蒙汉人民过从甚密,制定出种种法规对商业活动加以干预。凡去各蒙旗进行贸易的商民,要求先领取官方准入蒙地的照票后方可从事贸易活动。从杀虎口过来的商民,在归化城都统(后改为绥远城将军)处领票,票面上书写满、蒙、汉三体文字,票内注明货主姓名、人数、货物数目、经商地点、起程日期等。 民国时期的杀虎口与归绥,由于政局动荡、战祸频繁,先后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在这个时期,杀虎口设置的机构先后有:杀虎口税务监督、杀虎口货税征收局、杀虎口台站垦务局、清理杀虎口等处台站地亩处、杀虎口台站管理处、杀虎口台站管理局、杀虎口牧场等,其主管部门先后有:蒙藏工作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绥远省政府、蒙藏委员会、绥境蒙政会及伪蒙疆政权。

杀虎口与归绥,作为中国北方各民族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枢纽部分,客观上在其历史共同发展进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历史地理学定义为西口古道;民俗文化学定义为西口文化承载地;经济管理学定义为晋商文化发祥地。杀虎口与归化城,是清政府开设的重要税关。其税关机构设置、税收管理,不仅反映清代北方地区商业发展的程度,也反映当时国家机构与制度是否健全。

杀虎口与归绥,历史上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使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有了进一步联系,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形成以贸易交往为纽带的密切关系。在客观上起到了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之间理解和团结的作用,进而增强了北方兄弟民族与中原地区的凝聚力。

杀虎口与归绥,自古以来是沟通南北的天然通道,曾经有许多北方游牧民族在这里成长壮大,他们与生活在这里的其他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尽管这些游牧民族由于种种原因相互嬗递比较频繁,有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经与其他民族互融,但他们各具特色的历史足迹却深深地镶嵌在这条天然通道上。沿着这条天然通道,北方民族同中原民族展开了频繁的交往和文化交流。尤其是北方草原民族不仅带来了极其活跃的文化品格,而且带来了欧亚大陆草原民族文化和各种信息,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说汉代时期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那么清代时期茶叶之路就是一部充满欧亚大陆民族文化气息的交流史和贸易史。

清代以来,杀虎口与归绥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进程不断加速,和强有力的政治一体性,市场一体化分不开的,但商品贸易的数量和质量也在大幅度提高,文化传播的氛围也在不断增强,相关文献记载也变得详实而具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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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清宣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6.

[9]侯文正.晋商文化旅游区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注释:①见《清会典》,卷23,户部。杀虎口税关,设立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系各衙门保送司员,由户部带领引见派往。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29),第704-705页。归化城税关设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起初由本地两名蒙古笔帖式负责征收牲畜税钱,后来改由理藩院司员督征。杀虎口,蒙古语词汇,rgei Qaγalγan,字面意思是有栅栏的门。参看Namjilm-a emkilebe, Qorin Naimatu Tailburi Toli(二十八卷本辞典。Keqota: br Mongγol un arad un keblel ün qoriy-a, 1994), qaγudasu 1443。按马齐的奏折,满文部分中,杀虎口为“surgei duka”。

(文章来源: 《阴 山 学 刊》 2017年12月 第30卷 第6期,作者简介:王泽民(1966-),男,内蒙古凉城人,山西省右玉县文联研究员,着有《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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